电视剧《人生之路》从叙事层面描绘出高加林的生命延长线，为他根植于中国语境的人生之路提供了一个现代式的“上海方案”。

该剧不但是以叙事扩容的方式，还续写了主人公在上海的奋斗历程，更对其青年时期的青年人生迷茫与困惑，做出了应和时代要求的回复。

这个跨越40多年的时光，对高加林的成长叙事获得了具有时代共情的重述，是国剧中改编的难得好剧。

(资料图)

该剧的前半段，重现了原著中的“高加林难题”。在20世纪80年代的黄土地上，天资聪颖的高加林意气风发，他的成长愿景，不仅仅是德顺老汉口中的“改命”梦想，更是意欲“做顶天立地之人，做惊天动地之事”的人生抉择。他憧憬着从自己脚下的黄土地走向现代大都市，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然而，高加林的真正困惑在于：他怀揣着无限的个体憧憬，却一度受困于有限的人生道路。在剧中，高考成为秦川少年们为数不多的改变人生命运的机会：高加林渴望借此鱼跃龙门来拥抱现代文明，屡试不第的马栓自暴自弃，高双星竟在村支书父亲安排下铤而走险，顶替了高加林的大学名额。

此后，处于人生十字路口的高加林不断试图从农田中走出去，先后做过乡村教师与通讯干事，又由于种种原因屡次退回到农田中。他力图抓紧每个机会，一路跌宕，朝着人生理想行进。高加林的成长困惑，是根植于中国语境中的，产生自特定年代由黄土地和乡村组成的特定环境。

我们从总体社会环境来看，高加林们人生道路的有限性，是由于他们当时正处在社会转型的起点处。现代化建设在他们的家乡外部如火如荼地进行，而黄土地上的变化和发展则相对滞后。除了黄土地与都市之间的选择，高加林的内心纠结还以隐喻的方式出现在他的爱情生活中。

高加林在来自黄土地的刘巧珍和来自都市的黄亚萍之间摇摆不定，这也正是他内心矛盾的外化表现。

他留恋黄土地的滋养却对都市心向往之，渴望现代化的多彩又苦无出路。由于时代环境的限制，小说并未给高加林的成长历程提供最终出路。小说借高加林发出人生之路通向何方的时代之问，需要在时代的发展中得到新的艺术作品的回应。

电视剧《人生之路》在保留原著精神内核的基础上，还充分发挥电视剧的艺术特征和审美优势，对高加林、刘巧珍等主要人物的命运进行了符合人物性格和时代发展逻辑的续写，拓展了从中篇小说到长篇电视剧的思想发现和审美创造的广阔空间，这是一个成功的延伸性创作。

在与时俱进的创作上，该剧按照主角高加林的性格逻辑、人生追求逻辑和长篇电视剧独特的审美优势，对小说《人生》中高加林的命运与时俱进地展开了两个方面的改编和续写。一是调整和延展了原著的叙事时空，时间从1984年高考前夕开始延伸到我国进入互联网时代；空间上，则从陕北农村、县城拓展至大城市上海。观众既能看到原著中知识青年高加林在农村资源极度匮乏的背景下“走出去”的强烈愿望，以及他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生活矛盾、人生挫折，又能看到高加林在新时代城乡流动愈发自由的背景下抓住机遇走向广阔天地，并在历经磨难后完成对其魂牵梦绕的城市的“祛魅”，在陕北黄土地与城市现代化的对比激荡中重新审视自身，实现心灵嬗变和升华。

这是基于原著中高加林自强不息的精神特质和性格逻辑，对其人生之路进行的富有创造性的审美想象和合理的延展虚构。二是丰满了原著的叙事主线，在高加林的人生中加入“高考被顶替”这一重大事件，从而生成上海与陕北农村双线并举的叙事模式，为该剧开辟出高家沟、马店小学、上海浦江学院、城市工地等更多并行的子空间，也将高加林与高双星两者命运相互映照的戏剧张力凸显出来。这是基于电视剧擅长空间叙事、连续叙事的艺术特质，以更戏剧性的方式去贴合原著的主题——“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可以说《人生之路》充分调动了电视剧特殊的表现手段，将中篇小说有限的内容依照其精神逻辑拓展至长篇电视剧的体量，从而丰富了历史内涵，深化了题旨。在忠实于原著精神和电视剧艺术规律的基础上，该剧的后半段则更体现了创作者的审美理想。例如对刘巧珍命运的改写，小说中的刘巧珍恪守祖辈传下的农村女性勤劳、善良、朴实、忠诚的美德，对“有文化的高加林”有着近乎虔诚的崇拜和不计回报的爱，而对自己的理想抱负、精神追求则呈现一种模糊的、麻木不仁的状态。电视剧则大胆给刘巧珍设置了命运的转折，让这位顺德爷爷口中“金子般的女人”没有受困于高加林的抛弃，她在机缘巧合下来到上海务工，在大城市的摸爬滚打中重新树立起自己的人生目标。这便是创作者有意要超越小说《人生》之处：注重展现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农村妇女日渐觉醒的心灵轨迹。

同时，刘巧珍的人物形象也与高加林形成某种“对照”:一方面，高加林的成长是向外的，从关注自身理想逐渐转变为关心他人，而巧珍的成长是向内的，从为他人付出逐渐转变为关注自身精神追求；另一方面，巧珍的成功也提供了相对于高加林“知识改变命运”的另一条道路，即勤劳的双手、灵活的头脑、真诚的品格也能改变农村青年的命运。再如对高双星人生之路的描写，也是创作者从现实生活中发现、采撷、提炼、酿制出来的新的人物和新的故事情节，而这也与原著的审美精神相契合。

该剧中高双星的结局与《人生》中高加林的结局形成某种互文呼应，即都在失去了事业、爱情后回到农村，又都在“走捷径失败”后直面人生、重启征程。无论是高加林、刘巧珍还是高双星，剧中主要人物都在经历了人生的种种变故后表现出一种释然和永不休止的奋进，正如路遥的那句“生活总是这样，不能叫人处处都满意，但我们还要热情地活下去”。

人生紧要处只有几步，重要的是继续前行、百折不挠；人生没有捷径，不能踏空，否则爬得越高摔得越深；人生无常，事物永远都在发展和变化，要正确认识理想和现实，珍惜当下拥有的。这也彰显了创作者的历史思维、价值判断和对原著的深刻理解。该剧没有囿于“忠实于原著”，而是力求实现忠实于原著的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的创作道路，忠实于对原著精神的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忠实于艺术形式的独特规律。它勇敢地站在小说家的肩上进行审美再创造，体现了小说文学思维转化为电视剧视听思维的创新性发展，这是值得称道的。

作为“年代剧”，该剧在现实主义的风格底色之上，寻找一种浪漫化的表达。从富于几何美感的苍茫高原，到流淌无言的涓涓河水；从天地间一角山边的性情男女，到黄土圆拱门洞下墨守成规的芸芸众生，都无一不让人感受到创作者对这片华夏文明发源地寄予的无限情感。剧中多次出现的大全景的拍摄方式，便是将人物的内心情感尽可能地“交由”孕育他们的土地进行抒发。

（影视剧评论/偲玉）